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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

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

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学界对拟声词的认识较为复杂，因此汉语拟声词的研究颇为特殊。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

（1）汉语拟声词与民族语及外语的比较研究；

（2）汉语拟声词的历时研究；

（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探讨；

（4）拟声词自身语法语义结构研究。本文着重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

（1）词性问题；

（2）构词方式；

（3）语音形式结构；

（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

（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的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曹文安：“宜昌话‘aa神’式论析”，载《三峡大学学报》第6期。

2.陈山青：“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载《湘潭大学学报》20第2期。

3.贺巍：“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载《方言》1980年第1期。

4.刘新友：“吉林方言里的一类象声词”，载《四平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5.马庆株：“拟声词研究”，见《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安徽教育出版社版。

6.孟庆惠：“歙县方言的aab、baa式结构”，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

7.孟淙：“北京话的拟声词”，见吕叔湘等：《语法研究和探索（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8.饶勤：“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增刊。

9.任林深：“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10.阮绪和、陈建华：“武宁话的重叠式”，载《九江学院学报》第3期。

11.邵敬敏：“拟声词初探”，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4期。

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年版。

14.王洪君：“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载《语言研究》1994年第1期。

15.王洪君：“汉语语音词的韵律类型”，载《中国语文》第3期。

16.王晓君：“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

17.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版。

18.杨树森：“论象声词与感叹词的差异性”，载《中国语文》20第3期。

19.杨文娟：“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载《大同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第4期。

20.姚洁青：“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载《嘉兴学院学报》20第5期。

21.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象声词重叠式”，载《方言》1982年第3期。

22.张盛裕：“潮阳方言拟声词研究”，载《中国方言学报》年第1期。

23.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载《方言》1982年第3期。

24.周长楫：“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篇2：试析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

试析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

[论文关键词]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学界对拟声词的认识较为复杂，因此汉语拟声词的研究颇为特殊。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1)汉语拟声词与民族语及外语的比较研究;(2)汉语拟声词的历时研究;(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探讨;(4)拟声词自身语法语义结构研究。本文着重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1)词性问题;(2)构词方式;(3)语音形式结构;(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

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

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

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篇3：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研究综述论文

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研究综述论文

[摘要]关于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越来越得到方言界的重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又提出了不少自己的新看法。

[关键词]汉语方言标准语言

对汉语方言的分区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了，而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探讨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慢慢拿出来讨论。1982年丁邦新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了《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一文，首先将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拿出来讨论，在文中丁先生指出：“以汉语语音史为根据，用早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大方言，用晚期历史性的条件区别次方言；用现在平面性的条件区别小方言。”1984年詹伯慧先生在《略论划分汉语方言的条件》中也谈到汉语方言的分区问题，他认为划分汉语方言要坚持“以语言材料为依据，以社会历史资料为主要参考”的原则，其中的语言材料“一般具备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能够显示出它的个性，对于其他方言具有排他性，二是充分显示出它的共性，对于本方言区各地方言一致性”，并精选出一些典型性的特征，作为划分方言的主要依据和鉴别方言的主要特征。1985年，李荣先生在《方言》（第二期）上发表《汉语方言分区的几个问题》中又将这个问题提出来，同年他又在第三期《方言》上发表《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再次谈到这个问题。1988年罗杰瑞在《汉语概说》中用十条标准将汉语方言分为三大区，这十条条标准涉及语音、词汇两方面，其中语音标准有两个，八个属于词汇方面的标准。八后年李如龙在《龙岩师专学报》上发表《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在此文中，李如龙认为：“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系统性很强，语音标准当然是区分方言的重要标准。但是，如果局限性于声韵调的一些特点，……，因此就难免有粗疏之感。”最后他指出“在为汉语方言分区时，多考虑语音变化的标准，不但是符合实际的，而且有必要的理论根据。”而王福堂在《关于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问题》中在谈到客家话和赣方言分合问题时认为：“客家话和赣方言分合的问题，主要是两方言语音特点的异同问题。”同时还指出“语方言并不依靠这种词汇差异作为分区的依据”。可见，他主张汉语分区应当从语音的差异上进行划分。《学术研究》上刊登了高然的《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再认识》，在本文中高然认为“从语言实际出发是分区的基础”，“划分方言区域，不是划分行政区域，应从语言自身特点去考虑才能得出较合理的结论”，“除了语音词汇之外，语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作为分区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他还提出“从大到几个大方言，小到某个方言岛，要想正确判断其方言归属，不参考其历史人文背景是不行的”。

关于方言分区的标准问题越来越得到方言界的重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逐步深入，很多学者又提出了不少自己的新看法。

，李蓝在《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一文中通过比较都导源于无秦时期反语的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这种特殊而古老的语言现象，得出晋语应当划成全国一级大方言区，客赣则就合并的结论，在文中他认为“不宜过于强调某一条件在分区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宜过于强调条件同分区必同”，他还认为“从全国汉语方言分布的大格局出发，根据具体的方言情况来确定合适的分区条件，在实际进行方言分区时同样是非常重要的”。但文中并没有谈到怎样才是合适的条件。也在20，詹伯慧先生《方言分区再认识》一文中再次强调了他本人在1984年提出来的“从方言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观点。同时还指出方言分区的目的不是为分区而分区，“而是要通过方言分区显示不同类型的方言所具有的语言特征及其通行范围，使方言工作者在方言的调查研究中遇到任何一种方言时，稍作了解便可以心中有数，在已有的方言区中找到‘对号入座’的位置”，所以方言分区的主要依据必然是在全面剖析比较方言的特征基础上归纳出的语言特征。李如龙在《汉语方言学》一书中认为“方言区划分对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应重视”，刘新中、杨蔚、崔淑慧在《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语言条件》中也持此观点，“分区应该从整体上把握语言的特征，即从语音、词汇、语法等评议的整体诸要素出发来综合考虑”。李小凡对汉语方言分区方法则提出了一个全新观点，“汉语方言分区，当然要遵循事物分类的.一般逻辑”。并以此为出发点，指出“方言区的划分只能用同一个标准在同一层次上进行”，并把汉语方言的分区分解为“划类和鉴别两件相关而并不等同的工作”，这就是“首先是从汉语方言的整体出发，划分出几类特征鲜明的方言区；划类完成后，再从个体出发，将方言一一归入既定的方言区中”，文中最后还指出在划类标准的选择中应选择处于语言结构中更深层次的为标准，在词汇（词汇、发音）、音系（语音、音位）、语法（形态、句法）这三类标准六项因素中最深层的是句法，“不过，就汉语而言，目前对方言句法的研究水平显然还不足以提出有效的划类标准，汉语又缺乏形态标志，因此可以用来划类的抽象程度最高的结构特征就是音位了。”同时还认为假如要挑出一项音韵特征给汉语方言分类，“根据目前的认识水平，恐怕只能是古全浊声母在今方言中的映射，尽管这条标准并不是完善无缺的，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最终选择”。有的学者提出要按照西方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分类的办法，取共同保留、共同创新和共同脱轨来对汉语方言进行划分，但张光宇在《共同保留、共同创新与共同脱轨》一文则认为用这种方法来划分汉语方言“其结果必难如愿”。在孟万春在《从语言的三个平面看汉语方言分区――兼谈延长方言的归属问题》一文又提出了从三个平面的角度给汉语方言分区，但实际上与李如龙先生的标准并无大的差异。

参考文献：

[1]丁邦新。汉语方言区分的条件。清华学报，1982，（14）。

[2]高然。对汉语方言分区问题的再认识。学术研究，，（1）。

[3]郭必之。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区可以接合吗。读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3（5）。

[4]李蓝。方言比较、区域方言史与方言分区――以晋语分音词和福州切脚词为例。方言，，（1）。

[5]李如龙。语音的变化是区分汉语方言的重要标准。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4（2）。

篇4：现代汉语成句研究阐述论文

现代汉语成句研究阐述论文

句子是汉语的基本语法单位之一，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和讨论汉语成句问题，随着结构主义理论、小句中枢说和三个平面理论等理论的引入和产生，成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得到了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现代汉语成句研究成果的梳理，推进成句研究的进一步完善。

一.成句标准的研究

研究成句的前提是究竟什么是句子，即句子的标准是什么。关于成句标准的讨论，首先王艾录的看法是：“句子是由语法、语义和语用三方面的标准共同规定的。语法标准要求句子结构合理;语义标准要求句子意思完整，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符合逻辑事理;语用标准要求句子能够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独立完成交际使命。任何一个句子，都要受到这三方面的协同作用的制约。”王艾录强调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句子在语法、语义和语用上必须同时全部符合标准。

邢福义先生在“小句中枢说”中提到小句三律，即小句成活率、小句包容率和小句联结率。小句属于语法单位之一，小句所包含的语法因素最全，小句起到联络语气、词和短语、复句和句群等语法单位的作用。小句成活率指出句子语气加可成句构件语法单位等于小句成型，再加上意旨的有效表达才能实现小句成效，即小句成活。

李柔在王艾录成句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大量语料分析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了成句标准，并指出了三大标准之间的关系和层级。文中指出句法标准主要包括句法成分和词类应具备对应恰当关系，各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要合理;语义上的标准主要在于各成分的意义要符合逻辑，信息量要充足，句意要完整和明确，并且专门指出动作事件句必须包含完句成分对动词加以限定;语用上句子的陈述性是成句的判断标准。三大标准的关系是没有绝对界限，互相紧密联系、融合，就层级性而言，句法标准是基础和前提。

二.单句范围内的成句研究

综观学者们的成句研究，从吕叔湘先生最早论及汉语完句问题至今，大部分研究都封闭在单句的范围内，其中完句成分的研究成果最为丰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1.完句的界定。竟成认为，完句是合格独立自足句的形成，特别强调是由句子形式到现实句子的转变。史有为认为完句简而言之，即句子的完成。金廷恩认为完句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规则，成为自足的句子，这是前提;其二是把词语组合起来使句子自足，即完成句子。钟海明认为完句既是动态的过程也是静态的结果，是通过词、短语或句子形式等语法单位通过添加必要的完句成分，实现句子的自足，即满足结构完整、语义完足、语用完备。

2.完句成分的界定。学者们就“完句成分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展开讨论。胡明扬认为完句成分在于帮助非独立句段过渡到独立句段。贺阳指出完句成分具备使一个语言表达式独立成句的作用，是不依赖语境或上下文支撑的句子通常必须具有的结构成分，它具有使一个语言表达式能够独立成句的完句功能，并强调它是句法结构上的成句条件。黄南松认为能够使短语自主成句的成分就是完句成分。金廷恩则认为完句成分是句干以外让句子完成的不可缺少的成分。王玉华认为完句成分是一个合格句子不可缺少的`成分，它保证了在不依赖语境和上下文的前提下，一个句法结构齐全的语言结构形成为一个合格的句子。由此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认为完句成分是句子成活基本条件和必要条件。

(二)完句成分的范围

学者们通过研究，完句成分的范围主要包括某些词类的词语、语调、语气、某些句子成分和其他完句成分等。

1.完句成分为某些词类。作为完句成分的词类主要包括助词、副词、虚义动词、时间词语、否定词、助动词和数量短语等。胡明扬、劲松指出常见的完句成分是一些助词和副词。贺阳指出一些助词、副词、时间词语、否定词、助动词、数量短语等都具有成句作用。姜自霞、丁崇明提出“进行”等虚义动词也是一种完句成分。2.完句成分为语调或语气。贺阳和金廷恩认为语调是完句成分。金廷恩称语调为必有完句成分;语气成分为可有完句成分。胡明扬、劲松认为某些非陈述语气、否定具有完句作用。

3.完句成分为某些句子成分。贺阳认为某些状语、补语具有成句作用。殷志平和王玉华认为主语具有成句作用，前者讨论了主语在主谓词组成句中的重要作用，后者则论述了主语成句的条件为“有界”。

4.其他完句成分。金廷恩将完句成分分为必有完句成分和可有完句成分。必有完句成分除了语调外，还包括指称。可有完句成分除了语气成分外，还包括属于客观因素的“体”成分和情景说明成分以及属于主观因素的情态成分。王艾录从外部语用因素提出骈对场、问答场、抒情场、习惯场影响成句。郭艳成分析了语境、语用行为对完句的影响。

5.完句范畴。学者们将完句成分进行归类，总结为完句范畴。贺阳列举出语气、否定、情态、意愿、时体、趋向、情状、程度、数量等九种语法范畴，孔令达也提到了时体、情态、程度、数量、语气和情状等范畴，黄南松归纳出程度、功能语气和时体三类完句范畴，王玉华列举了否定、能愿、进行态等范畴为无界句的完句范畴和指代、数量、时体、程度、处所、语气等范畴有界句的完句范畴。钟海明认为完句范畴包括音构式完句成分、词构式完句成分和句构式完句成分三大基本类别。音构式完分即四种基本语调，词构式完句成分即句子基干之外的各类句法成分和句子成分，一般为一些副词、助词、语气词、助动词以及定语和补语等。句构式完句成分，是指特殊句式也能实现完句的功能，例如判释句，心理动伪句，存现句，连动句，双宾句，兼语句等。

(三)具体完句成分的研究竟成考察了时间因素对汉语

成句过程的影响，金廷恩考察了“体”成分的完句作用，李芳杰涉及到定语的完句作用, 齐沪扬探讨了语气词的完句作用。黄南松考察了现代汉语中修饰成分的成句功能，任艳丽考察了补语、时态助词在“把”字句中的完句作用。李柔研究了“主+动+补+宾”句中补语的成句作用。许立群研究了“NP1+NP2”名谓结构的成句条件。周向东就主谓词组的成句功能进行了考察。钟海明就现代汉语戏剧语体完句问题进行了研究。除此外，还有司红霞、李泉等学者结合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对完句成分展开了分析和论述。

三.复句、篇章范围内的成句研究

罗耀华运用“小句中枢理论”，对汉语中可成句的副词问题为专题进行了研究，除了简单句的成句研究，并把成句研究扩大到了篇章的范围内，从衔接方式和篇章衔接功能等角度探讨了副词性非主谓句的篇章功能，得出有省略、词汇衔接和连接三种衔接手段，具有表连贯、追补、解说、推断、转折、条件等衔接功能，确定了副词性非主谓句成句能力的等级。

余琼对现代汉语语气情态副词的构句、联句能力展开研究，在研究其基本简单句的构句能力外，讨论了语气情态副词的联句功能，包括复句联结和语篇联结。并就语气情态副词的句际关联方式、影响句际关联的因素和句际关联的句法、语义与语用功能进行了论述。

篇5：现代汉语比较句比较项的不对称研究论文

现代汉语比较句比较项的不对称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讨论了比较句中不对称的对象及其原因，笔者认为：比较句中的不对称是比较前项与后项的不对称，应该从句法语义层面来考察。同时造成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比较前项的隐含及后项的省略。

关键词比较句比较项省略隐含

一、引言

比较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基本方法，也是人类在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感知经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投射于语言，比较就成为语言中普遍存在表达事物异同和高下的语法手段。因此，比较句很早就受到语言学家关注，并成为研究热点。

比较句通常由比较项、比较点、比较结论、比较值四个方面组成。由于比较项的复杂性，所以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

在对比较句的比较项不对称现象进行研究时，有必要对比较项不对称的对象以及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

二、不对称的对象以及范围的界定

以往的研究观点认为：比较前项位于介词“比”之前，后项位于介词“比”之后且前项与后项在词类与句法结构上是完全相同的;同时“比”前的成分等于比较前项，“比”后的成分等于比较后项，若“比”前后的长度不相等，该“比”字句的比较项就是不对称的。如对于如下的例子以往的研究学者就认为这是不对称的。

(1)我的书比他多。

(2)我的书比他的多。

仅从形式上看，这两个句子中的“比”前后项的长度是不同的，故有人认为这两个句子都是不对称的。但在(1)句中，比较的是人，强调的语义比较的是“我”和“他”，也即比较前项是“我”，后项是“他”，比较点是书。因此，(1)句是对称的。在(2)句中，比较的是我的书和他的书，比较前项是“我的书”，后项是“他的”，比较点“书的数量”并没有出现。

在(2)句中，比较前项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而后项是“的”字结构，两者在句法结构形式上是不平行的，自然也就是不对称的。

我们认为仅从形式来界定对称与否是不合语法事实的，这样只会无限制的扩大“比”字句不对称研究范围而造成无规律可循。真正意义上的对称与否应从句法语义层面来考察。首先对称与否是就比较项而言的，不是就“比”字句而言的;其次还应明确区分介词“比”前后成分与比较项的关系。能出现在介词“比”前后的不仅是比较项，如比较主体、比较点等也可以出现在该位置上。因此，比较句的对称应该是比较项的对称，只要比较的前项和后项的结构长度相同，那么“比”字句就是对称的。

三、造成不对称的原因

造成比较句不对称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是比较前项的隐含;二是比较后项的省略。

(一)比较前项的隐含

1、比较前项隐含以及原因比较前项和比较后项是句子中相异的两部分，是比较主体和比较客体，理论上讲，这两部分往往不应该隐含，应该同时出现在“比”的前后，但是在语言中比较前项往往会隐含。试看以下的例句。

(3)气色比原来好多了。

在上例中，比较前项没有出现在原文中隐含了起来，从而造成了句子的不对称。那么比较前项为什么能够隐含?考察例句我们发现，尽管比较前项隐含了，但是比较后项都无一例外的强制性出现。从语义层面讲，比较前项是比较的主体，是目的物。而比较后项则是比较的客体，是比较的参照物。一般而言，参照物都是有定的，是先于目的物而存在的，且是必须先出现的。因此，作为参照物的比较后项必须出现在“比”字句中，否则就无从比较。例如：(4)他比你高。———*你比高。

一般情况下，由于比较主体和比较客体都属于同一基本的比较范畴，这样两者才有比较的价值和可比较性。那么，比较后项的必然存在也就确保了即使比较前项缺失句子也能独立成句的可能性。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比较后项的语义特征扩散激活出相关的前项来。

2、比较前项隐含的条件

(1)比较前项是“现在时”时———无条件隐含当比较前项表示的是现在的时间，比较后项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时，比较前项是可以隐含的。例如：(5)他比过去帅气多了。

我们可以根据比较后项表示的'时间词语激活出前项来。根据比较句对比较项的要求，一般比较前后项都基本属于同一语义范畴，比较后项表示时间，那么比较前项自然也表示时间范畴，并且与比较后项表示的时间是不发生在同一时间段，这样二者才有可比性。时间不同于空间，是一维单向的，如果把时间看成一个线性连续的时间轴的话，能够与表示过去的时间段相比较的可以是现在时也可以是将来时。那么，如何来确定从缺的前项表示的时间段呢?认知语言学认为：从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心理来看，“眼见为实”是人类最朴实、最基本的认识原则。眼见的现实是“现在时”的认识基础，它不言自明，所以多数语言中现在时都是用的无标记形式。“现在”时间相对于其他时段的时间来说是最重要、最显著的，它与说话人的话语时间最紧密。因此，除非特别的说明，“现时”的时间是可以缺省的，交际双方也都默认“现时”的缺省。

由此，我们就能从比较后项的语义推导出从缺的前项来。

(2)比较前项是“过去时”———不能隐含比较前项表示的是过去的时间，后项表示“现在”的时间，前项一般不能隐含。例如：(6)她第一学期比这学期进步得快。———*她比这学期进步得快。

在没有上下文的语境情况下，省略了比较前项这些句子独立成句的合法性似乎值得怀疑。我们知道“时间”是流动的，跟现在时能形成比较的时间段可以不止一个。“现在”与“过去”与“将来”都能形成比较。当比较后项表示“现在时”，由于比较前项无法唯一确定，所以不能隐含。因为我们不清楚比较前项缺省的是什么，虽然可以根据其他成分的语义信息判断比较前项是表示“过去”的时间词，但最终不能确定它具体表示过去时间段。

(3)比较前项是“将来时”时———不能隐含(7)天气预报说明天会比今天热。———*天气预报说比今天热。

同样，在没有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比较前项是将来时，后项是现在时，前项也不能隐含，因为比较前项没有办法进行唯一的确定。

(二)比较后项的省略

1、比较前项的省略有些比较句的不对称是由于比较前项的省略造成的例如：(8)李家的老人与祁老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祁老爷不到一寸。(老舍《四世同堂》)在上例中，“比”字句的比较前项没有出现是空缺的。

(8)空缺的是“李家老人”。比较前项的空缺也是有一定条的：在一定的语境中，比较前项既是“比”字句的比较前项同时也是“比”字句的主语，且已经在上下文中出现过了，“比”字句中就不再重复出现了。这种比较前项的空缺是“语承前省略”造成的，真正意义上的“省略”。该类比字句是真正的不对称。

2、比较后项的省略

前面说过，在“比”字句中，比较后项必须强制出现，则无法构成“比”字句。但这并不等于比较后项完全不可省略。有时，比较后项的某些成分也是可以省略的。例如(9)我的孩子比他的大。

上例中，比较后项没有完全出现，中心语空缺。这种缺都是由于后项承前省略与前项的相同成分造成的。

四、结语

以上我们简要分析了比较句中比较项不对称的范围及原因。我们认为：研究比较句的不对称应该摒弃过去只形式的角度来判断不考虑语义的狭隘视角，只有明确了一点我们才能更科学地描写解释比较句不对称机制。

篇6：现代汉语连动式研究的一部力作的论文

现代汉语连动式研究的一部力作的论文

摘要：连动式是现代汉语的一类重要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高增霞所著《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一书首次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把连动式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堪称现代汉语连动式研究的一部力作。

关键词：现代汉语；连动式；语法化

连动式（serialverbconstruction,svc）是现代汉语中一类重要的句法现象，是许多语法现象的温床。由于涉及到语法体系的基本问题，而且具有语言类型学的价值，连动式问题长期受到海内外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由于连动式自身的复杂性，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层出不穷，甚至到了怀疑乃至一度要取消这种句式的地步。高增霞博士的《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中国档案出版社，以下简称《视角》)，采用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语法化的视角，运用连续性、典型性等概念，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认识连动式，不仅为人们观察和研究现代汉语连动式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新的视角，而且得出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结论，把连动式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一、精道的选题与立意

按照比较普遍的定义，如果一个小句含有两个或者更多的动词结构而没有任何明显的连接语素，这种结构就是连动式。连动式不仅仅是汉语中的一种重要句式，也是东南亚、西非、大洋洲许多语言中的一种重要语法结构。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不过，汉语连动式的研究才不过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因为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而印欧语法的特点是“一个小句，一个动词”，动词有限定动词和非限定动词之分，一个句子只有一个限定动词。受其影响，早期的汉语语法著作，如《马氏文通》、《新著国语文法》等，对于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必定区分坐动和散动，尽量把汉语中出现的一个句子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动词的格式分散到其他句法格式中去。后来，汉语语法学者逐渐认识到，要建立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体系，就必须尊重汉语事实，不能简单套用其他语言的体系。这个事实就是，动词无论是在谓语还是主语、宾语的位置上形式都一样，性质也没有什么改变。这是汉语区别于印欧语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连动式的概念被提出来了：不管功能语义上是否有不同，只要在形式上还都是动词，就都称为连动式。由于在形式上找不到区别主次的形式标记，不能证明其中一个是核心，另一个是从属，“连动式”这个概念，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甚至一直有人要取消它，但它还是“赖着不走了”（吕叔湘语）。不过，连动式作为一种句式从一开始建立得也很勉强，只能是“赖”下来“不走了”，争论中肯定与否定的双方并没有完全说服对方。总体上看，虽然学术界对连动式的研究已经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但由于其自身的复杂性，人们对它的认识至今分歧重重。反对者认为，建立连动式这样一个句法范畴对于语法现象的认识、句子分析、语法教学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连动式不过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大杂烩，在语言规律的说明上，连动式起不了什么作用，把它列为一种“式”是值得考虑的，它对于语法分析甚至是有害无益。问题在于，否定连动式范畴的学者自己也承认连用的几个动词或动词结构语义上功能上有主次之分，可又无法找到一个形式上的坚强证据证明它们在形式上属于主从关系；他们只是主张把连动式归到其他句式里去，但在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种句式的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连动式的深入研究可以说非常之难，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始终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种“难”，一是经过五十余年的反复研讨和争论，学术界对连动式现象的描写已经非常细致，叙述的空间已经极其有限。据《视角》一书统计，目前被各家纳入连动式的格式已达29种之多。二是多种方法的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尝试过，如果没有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很难写出新意和获得突破。

作者以“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为题，迎难而上，从语法化这一动态角度切入，对汉语的连动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语法现象进行理论探讨，可谓独辟蹊径，立意独到。以往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把连动式看成一个离散范畴，采取“界定特征”的方式去区分连动结构与否。结果，标准的差异常常导致对连动式本身认识的分歧。《视角》首次把连动式作为一个典型范畴来研究，用“时间的先后性”和“目的性”这两个典型特征把连动式区别为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并从客观―逻辑―认知三层面论证了这一范畴。典型连动式、非典型连动式和边缘连动式三种类型由高到底依次显示了连动式的语法化程度的差异。在语法化的视域里，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些有关连动式的死结被化解，一些规律被揭示出来，许多困惑得到解答，大大推进了汉语连动式的研究。

二、新颖的视角与方法

传统的连动式研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缺乏动态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结合历史发展去看待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只是对共时层面的现象就事论事，只是试图对连动现象进行穷尽性的描写，而没有对连动现象加以限制，也没有确定哪种才是最基本的连动式。事实上，历时变化总是把表层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之间的理想对应关系打乱。连动式并不是一个均质的同一体，不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就很容易陷入困惑。其次，缺乏系统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大多没能把连动式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观察。事实上，连动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篇章、其它句法结构、词汇等都有关联。只有把连动式放到整个语言体系中去把握，才能对连动式的性质等问题进行全面、准确地认识。再次，缺乏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往连动式研究比较重视语言义的研究，主要工作似乎就是分小类。为什么汉语会出现连动现象？连动式在汉语里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一个句子会有一个以上的动词，这些动词处于什么样的语法形式中？诸如此类的深层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学术界在连动式问题上纠缠，与该领域的研究缺乏一个成熟的理论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最后，缺乏自觉、积极的理论思考。客观地看，传统研究中连动式问题的提出以及对其性质的关注实际上都带有非常强的“功利”目的，是直接与句子分析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自觉、积极的理论思索的结果。例如，在句法分析中发现连动式与并列结构不同，便把它单列出一类；在分类的时候发现单复句不能截然分开，便考虑把连动式看作是“中间环节”。显然，这种探索本身固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归根到底，这种探索带有很大的“被动性”、“被迫性”，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只是暂搁置了问题，并没有从更深层的理论层面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积极的思考。

也就是说，连动式研究问题上的突破，首要的是要进行理论的创新与方法论的突破。为此，首先需要把连动现象本身视为语言发展和进化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从而把连动式有关问题的研究从其它问题研究的从属的、附带的地位中剥离出来，进行一番认真的梳理，把过去对这一问题的消极的、被动的研究转变成积极的、主动的思考。其次，需要把某些成熟的理论框架适时引入连动式问题的研究，或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视角》把语法化引入现代汉语连动现象分析，把现代汉语的连动现象置于语言的进化与发展进程中，放在整个语言体系中去考察，力图从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从系统关联的角度进行一种新的尝试，不失为一种新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作者从语法化的角度对连动式这一重要句法现象加以系统全面地审视和考察，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语法化包括三个方面：句法化、词汇化和实词虚化。关于连动式的句法化，《视角》第二章和第三章都有涉及。《视角》第四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词汇化现象，第五章探讨了与连动式有关的实词虚化现象。作者的研究打通了篇章、句法和词汇，认为连动式是话语组织向句法组合演进的中间环节，是句法化程度较低的一种句式，表现出种种不稳定性。应该说，这一判断是符合汉语实际的。同时，作者还提出了连动式在典型性上的连续性也就是语法化程度的连续性这一颇富洞察力的观点。作者的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连动式在共时平面上复杂表现的认识，如动词的限定性问题可以从从句的非句化和主句动词的虚化这两个变量进行考察并发现两者的共变关系等等。语法化的研究是一种动态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看共时平面的现象，还要看历时层面的演进轨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共时语法研究中引入历时性质的语法化研究，这一思路具有普遍意义，有助于深化对汉语语法的研究。

三、务实的态度与学风

在学术研究中，一种理论框架的引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削足适履”。《视角》一书的作者对中外相关文献的掌握非常充分，并对这些文献进行了认真的梳理。这些文献涉及到多种学派和研究方法，正是这些文献中体现的新视角和新方法大大提升了作者在汉语连动式方面的认识和研究水平。可贵的是作者对自己所掌握的文献进行了很好的消化和吸收，而没有停留在教条式地搬用“洋理论”的层面上。作者从语法化视角运用认知语言学、语法化理论和语言类型学等理论和方法审视连动式，把相关的理论与汉语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了“洋为中用”，反映出作者务实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的学风。其成功之道，是长于从不同学派的成果中学习有效的方法，从而使不同学派的长处在书中应用得颇为协调而各得其所。如从篇章语法的角度来分析语法化的起点，用类型学的成果来总结连动式发展的共性，用角色―指称语法来测定句法化的程度，等等。作者以连续性典型性概念从语法化的视角研究连动式，归纳出非主要动词的限定性原则；用隐喻解释连动式，得出了连动式成分顺序是时序原则在客观世界、逻辑、认知表达等层面操作的结果的结论。这些成功处理展示了作者长于吸收并善于创新的一面。

四、尚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视角》在连动式研究方面取得的新成果，把连动式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堪称现代汉语连动式研究的一部力作。但由于该书主要是从语法化的视角回答连动式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构这样一个连动式的性质问题，其它一些相关问题便未能展开论述。譬如，作为历时动态过程的语法化，必然涉及较多语法史的现象。作者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视角》在论证过程中，除了举出大量现代汉语材料外，也援引了一些古汉语材料，说明作者的目光并没有局限于现代汉语本身。但总体上看，作者对于语法史的把握仍显薄弱。与此相关，作者对一些词序句法化、词汇化、实词虚化等语法化现象的讨论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如果《视角》一书能够进一步充实更多这方面的材料，无疑会更加完备。再如，就连动式本身的研究来看，连动式结构是如何中心复杂化的？各类连动式的语法地位是怎么样的？连动式虚化为结构和复合词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由动词“有”构成的连动式、由趋向动词构成的连动式等各种小类也都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当然，希望作者能够在一本书把所有问题都说清楚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提出这些问题，只是希望作者在已经开垦出的学术田野里能够收获更加丰硕的果实。

篇7：客赣方言语体标记比较研究的论文

客赣方言语体标记比较研究的论文

摘要：客家祖先自北方南迁并非一次到位，使得客方言成为一种“地方化”的“合成语言”,它含有北方汉语、南方汉语、土著语言的成分。其中，在客家南迁及定居过程中,与赣语居民的关系尤为密切。客家话和赣方言的分合，也就成为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中一个存在已久的问题。本文在详尽的语料的基础上，从语体角度探讨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的关系，分析两种方言在语体表达上的异同。

关键词：客家方言;赣方言;语体;标记

一、引言

客家是由于历史原因中华民族中汉族南迁形成的一个独特稳定的民系，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语言——客家方言。各地的客家人，语言基本上相同或相通。“客家话”这一名称应当是与“客家人”这一名称同时产生的。今天客家人的子孙后代散布于世界各地，总人口已达5千多万。全国九个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都有客家人居住，客家方言的主体部分主要在粤北、粤东、闽西、赣南。

赣南地区的客家人的分布打上了客家先民历次南迁的烙印，宁都、石城、兴国以及于都北部、赣县北部、瑞金北部的客家人，基本上是前三次从中原南迁和闽西回迁的客家后裔。南康以及赣县南部、于都南部、上犹东部、会昌西北部、信丰北部、安远北部、大余北部的客家人，主要是在元明之际从赣中诸县迁来的客家先民后裔，约占赣南现有客家总数的70%左右。龙南、定南、全南、寻乌诸县(安远、信丰两县南部)，崇义以及大余县南部，上犹县西部，会昌南部、瑞金南部，这些地区的客家人都是在明清之际由闽西、粤北粤东等地回迁入赣南的客家人及其后裔。

本文讨论赣方言和客家方言语体表达标记和典型语法形式的异同。文中的“体”是指动作、事件在一定时间进程中的状态。本文中主要包括进行体、完成体、持续体、经历体。

文中选择的方言代表点是：赣语的南昌方言和客家话的上犹方言。南昌是江西省省会，地处江西省中部偏北。南昌方言，是赣方言的代表。

上犹县位于江西省西南部，赣州市西部、赣江上游，东邻南康，南连崇义，西接湖南桂东，北界遂川，为赣粤湘三省交界处。根据谢留文、黄雪贞先生的《客家方言的分区(稿)》，上犹县为纯客家县，在客家话的分区中，属于信片，周边分别为赣语、湘语、闽语、粤语区。

二、赣语和客家话各种语体的比较南昌话和上犹客家话语体表达的共同点主要是：主要用虚词、助词等词汇手段表示各种“体”。其不同点我们分语体具体分析。

(一)进行体

南昌话进行体用“在”表示。“在”有两种用法：一是作副词，直接加在动词前，构成“在+V”，表示某种动作行为正在进行;二是作介词：构成“在+N+V”，其中N为动作发生的处所，表示动作行为在某地进行。如：①外头在落雨。

②渠在房间里写字。

上犹话除了用与南昌话相同的“在”以外，还可以用“稳”作为进行体标记。“V+稳”的语法意义是：V的动作正在进行之时，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V+稳”的语法意义，南昌话仍用“在+V”或“在+N+V”表示。

如：

两个人在说着话。/我们两个人在说着话的时候，他来了。

③南昌话：渠两个人在话事。/我两个人在话事个时间，渠来了。

④上犹话：渠两个人在话事。/我们两个人话稳事，渠来哩。

上犹话中的“V+稳”还可以重叠为“V稳V稳”的.形式，强调正在进行。一般单独成句，主语不出现。如：⑤话稳话稳，渠就来哩。(我们正说着他，他就来了。)⑥做稳做稳，大水就冲过来哩。(我们在做着事，大水就冲过来了。)(二)完成体南昌话表示完成的体标记有“了”和“撇”，上犹话表示完成的体标记有“哩”和“了”。如：他买了菜。/白白等了这么久。

⑦南昌话：渠买了菜。/冤枉等撇港久。

⑧上犹话：渠买哩菜。/冤枉等了咁久。

在上述例子中，“渠买了菜。”中的“了”我们称为“了1”，“冤枉等了咁久。”中的“了”我们称为“了2”。

“了1”与“哩”的语法意义一致，“了2”与“撇”的语法意义一致。南昌话谓词后的“了”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动词，作结果补语，意为“完”，念[liEu213]，记作了0。如“吃得了”“吃不了”;第二种是助词，用于句中谓词的后面，作完成体的标记，念轻声，记作了1。如“吃了饭”;第三种也是助词，用于存现句，兼表完成和持续，记作了2。第四种是语气词，用于以谓词结尾的句末，兼完成和已然，也念轻声，记作了3。上犹话的“哩”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助词，用于句中谓词的后面，作完成体的标记，记作哩1。第二种是语气词，用作已然体的标记，记作哩2。哩1和哩2都念轻声。

南昌话谓词后的“撇”也有两种用法：第一种是动词，只作补语，与普通话的“掉”相对应，念[phwt2]，记作撇0。如：“吃撇该碗饭”。在连动句中，撇0放在第一个动词后面，可兼表完成。如“卖撇东西到广州去”;第二种是完成体标记，由动词“撇0”虚化而来，念轻声，记作撇1。上犹话的“了”与南昌话的“撇”完全对应，因而也有两种用法：与撇0用法相同的记作了A。如“食了该碗饭”。与撇1用法相同的记作了B。了A和了B都念[li32]。

(三)持续体

赣语和客家方言的持续体都主要借助词汇和形态两种手段来表示。南昌话表示持续体的语法形式有：V+倒、V+了2、紧+V，或者是使用动词重叠的方式;上犹话中表示持续体则不使用“了”，而是使用了语法标记“稳”。为与进行体中的标记“稳”区分，我们将这里出现的“稳”称为“稳1”。

1.V+倒

此形式中，“倒”念轻声，相当于普通话念轻声的“着”。“倒”在南昌话中只用于两种句式：(1)V+倒(+O)，多为祈使句;(2)V1+倒(+O)+V2(+O)。“V1倒”可以作为V2的方式或手段。而“V+倒”在上犹话中可用于各种句式。如：你坐着⑨南昌话：(你)坐倒!不要坐倒，徛倒。

⑩上犹话：(你)坐倒!不要坐倒，徛倒。

不要坐着，站着。

11.南昌话：不要坐倒，徛倒。

12.上犹话：不要坐倒，栖倒。

你坐着说。

13.南昌话：你坐倒话。

14.上犹话：你坐倒来话。

他拿着几块钱上街去了。

15.南昌话：渠拿倒几块钱上街去了。

16.上犹话：渠拿倒几块钱去上街。

2.紧+V

若要表示动作没完没了的持续着。可用“紧+V”的形式。南昌话和上犹话都是这样。“紧”后面还可以出现进行体标记“在”，或是“港”、“咁子”(这样)等词，以强调动作正在没完没了的持续着多含有腻烦的情绪。“紧V”也可重叠为“紧V紧V”，有加强语气的作用。如：不要老是说他。

17.南昌话：不要紧话渠。

18.上犹话：呒要紧话渠。

老说老说，耳朵都要吵聋了。

19.南昌话：紧话紧话，耳朵都等(被)渠吵聋了。

20.上犹话：紧话紧话，耳朵都拿(被)渠吵聋哩。

3.V+了2

南昌话中的存现句可用动词加“了2”表示持续，“了2”在表示完成的同时兼表持续。而且这类句式只能用“了2”兼表示持续。上犹话在这种句式中一概用“倒”作持续体标记。如：墙上挂了一幅画21.南昌话：墙上挂了一副画。

22.上犹话：墙上挂倒一副挂历。

4.V+稳1

上犹话中的“稳”除了作为进行体标记外，还可作为持续体标记，这是南昌话所没有的用法。如果是表示“保持不让松动”的动词，如“钳、捧、霸、提”等，上犹方言一般要用稳1作持续体标记，而不用“倒”。南昌话则仍用“倒”。如：钳住那根铁丝。

23.南昌话：钳倒该根铁丝里。

24.上犹话：钳稳1该根铁丝子。

除了上述的典型语法形式外，以动词重叠形式表示持续多出现于以下两种情况：当表示某一动作在持续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其重叠形式是：VVV，V或是V啊V，V;当表示动作不停地持续下去，且出现在谓语位置上：V啊V。在南昌话中，这两种形式都可以用，且可互换，在上犹话中，只用“V啊V，V”这种形式。如：我坐着坐着，坐得睡着了25.南昌话：我坐坐坐，坐得困着了。

26.上犹话：我坐啊坐，坐得歇沉哩。

他在沟里摸啊摸，摸到一条鱼。

27.南昌话：渠在沟里摸啊摸，摸到一只鱼。

28.上犹话：渠在沟里摸啊摸，摸到一只鱼子。

(四)经历体

经历体表示有过某种经历，它的标记比较简单，在南昌话和上犹话中都是“过”。如：他弟弟去过上海。

29.南昌话：渠老弟到过上海。

30.上犹话：渠老弟到过上海。

三、结语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到，赣语和客家话语体表达方式的共同点是：主要用词汇手段，但有时也用形态手段这里的“词汇手段”指虚词，“形态手段”指词的重叠。二者的不同点是：(1)表示同一种体所用的手段不完全一样。

如：南昌话进行体只用词汇手段：“在+V”，而上犹既要用到词汇手段：“在+V”，又要用到形态手段：“V稳V稳”。(2)表示同一种体，虽然都要用到词汇手段，但所用到的词不相同。如：南昌话用助词“了”表示完成体，上犹话则用助词“哩”表示。(3)表示同一种体，虽然都要用到形态手段，但所用的形态不尽相同。

本文对客赣方言的语体标记和表达方式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和对比，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两种方言的关系对语体表达所造成的影响，这种比较研究的使用和扩展，对客赣方言关系的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是有所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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